和美国一个教授聊天，说到中国外交学院的宫教授接收采访收费一事，该美国教授很不理解地说：在中国，怎么能收费呢？我对他的表态感到很诧异，于是拿自己看过的6月27日《江南时报》上的一篇叫《对马拉多纳宽容对教授苛刻的原因》的文章观点给他解释，该文大意是（西方）马拉多纳接受采访收费、下台总统在发表演讲时可以赚个盆满钵满，所以在中国，“在交换原则盛行的年代里，教授为自己的智力劳动索要报酬，这本来是天经地义”。该教授却反问道：“西方的球星都是私人给他发工资，总统下台后什么待遇也没有了，教授也是干了今天不一定有明天，中国是这样吗？”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原来说是“国际惯例”的惯例，原本上就是没有的“惯例”！ 
　　笔者于是查阅了所谓西方的这些惯例，也确如这位美国朋友所说，美国的人事惯例是很灵活的，一个人被公共机构聘用一天，那么他的身份就是这个公共机构的成员，如果聘用期结束，那么，他的身份还只是一个 “citizen”（公民）。就说总统，他当选总统后，那么他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国家的公权力，可一旦下台了，他也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再比若某一个人他的学识能力很突出，有个教育机构恰需要此人所擅长专业的一个教授，那么，不问此人的资历文凭，只要他能胜任教职，他就可以担当这个教育机构的名正言顺的教授。聘期结束没有续聘，那么此人还是原来的他，或是擦皮鞋，或是卖肉，没有不同。 
　　于是，西方在对待人们的“额外”收入时，都是以是否依靠职务或是公权力为判断标准。举个例子说，记者如果在公众场合采访总统，所提问的有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总统回答是必须的，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如果涉及到了总统的私生活，总统则有回答或不回答的自由。如果总统以私人身份接受记者的采访（此时如果动用公众资源则是违法的，比如动用专机、专车等），此时的“总统” 则是一个公民，那么，他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谈及任何事，采访权利由“公民”自己决定，收费不收费是公民的自由。 
　　相较中国的人事制度（尽管我们也在改革，而且也明文颁布了打破铁饭碗、废除终身制、将用人机制改革成能出能进能上能下的聘用制等等），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们的某些行业中仍旧存在着“保管终身”的职业确是不争的事实，大学里的教授便是其一。和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的大学里的教授是“评”的，但是，这个“评”是靠论文（不管质量）堆积起来的；教授也是要“聘”的，但是，一般而言“聘”上了即是终身的（除了辞职和因故被“剥夺”头衔的人外）。中国的公办教育机构的教授是拿国家发的 “薪俸”的，吃喝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只要他本人愿意在公办机构干，在这家或跳槽到那家，他的任职科研工资福利待遇退休劳保等，都不用发愁，都有国家包了。看来，这里似乎就不存在按照“国际惯例” 的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所以，所谓的“国际惯例”，就是“依国情”和 “有国家特色”，换句话说，世界上本没有“惯例”，人们依葫芦画瓢的多了，便成了“惯例”。否则，依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资本主义占了九成多，那么“国际惯例”的发展道路是什么？显然，凡事都要套用所谓的“国际惯例”，其实是很可笑的逻辑。 
　　中国的外交学院是国办重点院校，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毫无疑问，外交学院的教授拿的是纳税人发的薪资，那么，自己就必须积极完成纳税人（国家是代表）交与的教育、科研等工作，否则纳税人有权将他清除出去。但是，工作进展如何、国际国内大政方针的把握，纳税人则也同样有权知道，此时新闻媒体便是纳税人的代言人。因此，外交学院的教授接受记者的采访，其实质是在给纳税人汇报自己职务内的工作，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他是没有理由收取任何费用的。 
　　当然，按照“国际惯例”，教授自己完全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收费接受采访，但是，他这时不是代表任何的机构、部门、专家的“权威话语”，因此，媒体在处理他的采访时，也完全可以冠以国内通用的“北京一位五十岁的宫大爷说”、“宫老汉对国际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说法。此时，“宫大爷”或“宫老汉”所说的话和看大门的李大爷说的话份量无有轻重之分，也只是和他本人此时所担当的角色是相称的，只是公民个人对某一事件的表态而已！但是，最好他对媒体应该予以提前声明，引用自己的话语可以用诸如“老宫头”、“宫老汉”、“宫大爷”的身份介绍，一定不能出现“外交学院”或“××机构专家”解释，否则很可能有被人以国际惯例“滥用公权力”告上法庭的危险。(发于《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