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陕西西安市杨先生所遇到的话费“拖欠”万亿之事，简简单单将责任归结为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足、该单位相关管理人员疏于监管，太流于表面了。反而是，如果根要望深里究，那么最大的根源就在于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了。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国家的社会文化得以有所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体制改革滞后与经济的发展不协调的缘故，使得原本可以大步奔跑的巨人，因为两条腿的长度上有了“差值”，所以跑起来也就不太得心应手，这让取得成绩得以打了折扣。所以，万亿话费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暴露体制改革不完善的一个表现！
    试想：在一个制度完备的社会，如果在工作人员打出“天价话费单”后，凭直觉就感觉有问题后，她所应该做即是向本单位相关领导和监督部门进行汇报，在最短时间内由单位监督部门会同市场、技术等部门进行核实，如果有误，第一时间反馈客户真实情况，以求得客户的理解和原谅。何况结果是如此的清楚，2006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也才3.9万亿，4.5万亿的话费欠单还可以发射3200次“嫦娥一号”（国家总投入14亿元）。这个道理岂就不懂？所以，很多地方企业如此、机关单位如此，而让老百姓望之慨叹：到哪里，都是官老爷！
   这一事件——当然，该工作人员没有这样做，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一）、类似出错现象太普遍了，已“见怪不怪”；（二）出错后汇报给相关部门后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所以“懒得汇报了”；（三）、不懂得工作流程，是“新手”。
    分析这几条原因：如果是（一）、说明该单位管理涣散，人浮于事，责任心不强，出错已习以为常；如果是（二）、说明该单位的相关监管部门形成虚设，相关领导只领薪水，不问功过；如果是（三）、说明在银行这样高风险部门，使用业务纰漏百出的员工而不辞退，只可能是该员工“有背景、有资力”，人力资源部门也拿她没办法。
     其实，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频频发生的矿难，还是医疗事故，不管是大到事关人命的各种产品、服务等，还是小到针头线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背后都不外乎这两个字“体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处处可见。

     有人说，中国社会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问题和矛盾在所难免。笔者也认同这种社会问题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笔者也认为可以通过体制改革，将“必然”中的“偶然”减到最少，让万千的家庭少些灾难，让平民百姓到“窗口部门”、“服务行业”、“公务机关”办事，多些人文关怀，少些挖苦讽刺，推诿扯皮。
    将事理望开说，都只在于：（一）服务单位的“衙门作风”；（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人事改革并没有落实到实处；（三）国家在体制改革上的“小补”已不适宜，只能用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体制理顺，使社会风气正本清源。也唯有这样，“和谐社会”才能永葆和谐！
    自然，杨先生所“天价话费”暴露出来的事情和多年以前的“孙志刚事件”联系起来说，都是必然事件，不是杨先生，就是刘先生王先生；不是孙志刚，就是李志刚白志刚，但是，不同的是，孙志刚事件将中国的体制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如果杨先生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将社会中某种体制弊病得以革除，体制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那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杨先生中国“第一欠债人”“桂冠”戴上，也不虚了。这样想来，杨先生哪怕先倾家荡产还这个债“债”，真相大白天下后，他一定会因为自己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感到宽慰的。
    但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以闹剧结束！